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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识

杨津涛:不存在什么“农民起义”

June 30, 2017

2017-07-01 短史记

文 | 杨津涛

“农民起义”是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一个词,但在严格意义上,所谓“农民起义”并不存在。

 

一、史学界对“农民起义”的定性和评价一直存在分歧

 

绝大多数人对“农民起义”这个词都不会陌生,对陈胜、刘邦、朱元璋、李自成的故事也耳熟能详。1949年后的中国通史中有关“农民起义”“农民革命”的内容,曾长期占据很大篇幅,且一致持高度评价。

 

如范文澜之《中国通史》认为:“地主成为农民面前唯一的大敌对阶级,从陈胜吴广开始,历史上不断地发生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大小起义。”翦伯赞之《中国史纲要》则说:“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,推动了各地农民的斗争,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。”《中国史纲要》至今还是很多高校历史专业的必用教材。

 

但在民国时期,通史中却很少有关于所谓“农民起义”的内容,在提及时多有贬义。如钱穆之《国史大纲》称王仙芝、黄巢为“流寇”,称白莲教、拜上帝教为“邪教”;吕思勉之《白话本国史》说陈胜、吴广“造起反了”“濮州人王仙芝起兵作乱”。台湾当代学者傅乐成则使用较为中性的“民变”来称呼“农民起义”。

 

钱穆先生及其名作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

 

二、从领导层来看,“农民起义领袖”绝大多数都不是农民

 

考察究竟是否存在“农民起义”,首要之务,是考察其领导层的基本构成。事实上,所谓“农民起义领袖”,几乎没有种地的农民,他们或是小吏,或是商人,甚至是贵族后裔。这些人起事之初,亦无人怀抱“反抗地主阶级”之目的。

 

1、“农民起义领袖”中没有农民,多是地方小吏和商人

 

毫无疑问,“农民起义”要由农民来领导才名正言顺,但事实上,历史上几乎没有一次大的民变是真正的农民做主帅的。

 

文史学者唐元鹏以秦末农民起义、绿林赤眉起义、黄巾起义、隋末农民起义、唐末农民起义、王小波李顺起义、方腊起义、钟相杨么起义、元末农民起义、明末农民起义、白莲教起义、太平天国起义十二次“起义”为样本,统计其主要领袖“职业”后发现,小吏出身的有9人(如刘邦、窦建德);商人出身的有8人(如黄巢、方腊);军人有4人(如陈胜、吴广);贵族子弟有3人(如项羽、李密),另外还有几个小地主和宗教相关人士。在唐元鹏看来,只有杨幺是渔民、杨秀清和萧朝贵是烧炭的,勉强能算在农民行列中。

 

农民无法成为民变领袖,是有其必然性的。古时农民长年在田间耕作,没有文化,既无法意识到造成自身厄运的原因,也没有能力提出恰当的政治纲领。生活经历单一的农民,最缺乏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,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,来领导一支“起义军”。

 

相比之下,小吏、商人等不仅有一定文化,还见多识广,知道如何仿效朝廷体制,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规则。再加上知识分子的参与,常常能使“起义军”迅速壮大。刘邦、朱元璋有了张良、李善长等人的协助,才最终取得了天下。

 

2、民变领袖起来“造反”,从来都不是为农民谋利益

 

印象中,“农民起义”之目的,肯定是要为农民谋利益,要“均田免粮”的。但事实上,大多数人起事之初,所要谋求的都是个人富贵。

 

陈胜、吴广在大泽乡动员戍卒造反时,说道: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?”这说明他们鼓动驿卒造反的承诺并非分田地,而是功名富贵。戍卒们非但没有反抗地主阶级的意思,反而愿意追随陈胜、吴广打出的“公子扶苏、项燕”的旗号。

 

唐朝晚期的黄巢、王仙芝都是大盐商,因走私贩盐而暴富。他们造反显然不是为生活所迫,也没有帮农民反抗地主的意思。王仙芝、黄巢在造反途中曾多次向唐朝政府请降,如879年,黄巢上书,请求封他为广州节度使,但唐廷只同意给他一个四品小官,结果当然是没能谈妥。

 

朱元璋出身赤贫,自己没有土地耕种,连农民都不如。但是他投身“革命”的心思一点都不坚决。当同乡汤和来信要他一同投奔濠州郭子兴时,朱元璋去找朋友周德兴商量,周鼓励朱元璋参加。朱元璋依旧犹豫不决,直到皇觉寺被烧,他无处可去时,还是先去算了一卦后,才决定投奔郭子兴。

 

濠州当时五帅并立,按照吴晗《朱元璋传》的说法,“军粮摊派,孙德涯一伙主张当然该多派地主,贫苦农民连饭都吃不饱,再派粮不是要他们的命。郭子兴却有另一种主张,地主要少派些,横竖地面上只有数得出的几十家地主,派多了,地主吃不消,会逃跑。贫农小户,虽然油水少,但是人数多,一家派一点,汇总起来就是一个大数目。”后来朱元璋站到郭子兴一边,显然没有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想法。

 

民变领袖在成声势后,虽然往往打出“均贫富”之类的旗号来招揽人心,但在他们自己来说,目的再单纯不过,那就是推翻旧王朝,建立以自己集团为核心的新政权。群雄逐鹿为的是问鼎中原,而不是什么“农民利益”。

 

陈胜、吴广在大泽乡鼓动戍卒造反

 

三、从参与者来看,农民非为反抗地主,甚至是被裹胁“起义”

 

帝制时代之中国,乃农业社会。故而农民必然在历次民变中是主要参与者。但中国历史上,地主与农民的界限并不分明,二者间的矛盾,也未如想象中那般尖锐。许多民变中,农民之所以加入,原因很复杂,甚至有被裹挟者,大多非为“反抗地主压迫”。

 

1、中国古代,真正尖锐的矛盾不在地主和农民,而在于民间和朝廷

 

在“农民起义”的历史叙述语境中,“地主阶级”与“农民阶级”的矛盾极为尖锐,时时处在对立之中。但揆诸史实,在中国历史上,地主与农民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。正如学者孟祥才所分析的那样:

 

“中国历代皇朝都实行土地买卖和诸子析产的制度, 再加上皇朝更替和战争造成周期性的社会动乱, 致使地主和农民都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中。地主因犯罪丢官、经营不善、战争破坏、多子析产而下降为农民, 农民因科举得官、精于经营或经商致富而跃升为地主, 这两种情况经常发生, 使两个阶级不断出现人员的交流, 由此形成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双向渗透。”

 

全国半数以上的土地在自耕农、半自耕农手中,那种认为地主掌握大部分土地的看法是没有依据的。所谓“富者田连阡陌,贫者无立锥之地”之类的话,或者是夸张,或者是特殊情况。佃农、雇农没有自己的土地,他们为地主耕种,但因农村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, 地主与佃农、雇农往往身处宗族网络中,让所谓的“阶级矛盾”难以显露出来。

 

在古代中国,真正尖锐的矛盾不在于地主与农民,而存在于民间与朝廷。一个王朝在中后期常常给老百姓以沉重赋役,此时地主、农民事实上处在同一地位。秦朝征发戍卒,为保证农业生产,都是先征住在闾右的豪强,等到豪强不足时,才征闾左的农民,所谓“秦戍役多, 富者役尽”。在苛政之下,地主、农民都会对国家政策产生不满,怀有反抗情绪。

 

故而,所谓的“农民起义”是不准确的。参与这种“起义”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。秦末的大动乱,先是由一群戍卒“打响第一枪”。随后农民、知识分子、官吏、地主都起来响应,出现了《史记》中所载的此种情况:“陈胜“ 将数百之众, 转而攻秦。斩木为兵, 揭竿为旗, 天下云会响应……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。”

 

2、老百姓参加“起义军”不是因为土地,很多出于畏罪或迷信

 

即使黄巢、朱元璋这样的豪杰不是为农民造反,农民也该是为争取土地参与其事吧?事实上也不都是。陈胜身为屯长,负责管理戍卒,带他们到驻地去。路上赶上大雨,无法在最后期限前抵达目的地。延误了期限,所有人都要处斩。戍卒在“今亡亦死,举大计亦死”的情况下,才选择了追随陈胜、吴广造反(有人认为秦律其实没有这么严苛,但缺乏权力监督和约束的政治环境下,简牍上的记载和实际的执行之间,往往存在差距)。

 

刘邦做亭长时曾奉命押送犯人去骊山,结果走到半路时,犯人就逃跑了一多半。刘邦知道,等到了骊山,这些犯人肯定就跑光了,索性就在一天夜里把所有犯人都放了。结果有十余名犯人愿意追随刘邦。

 

刘邦在逃亡过程中发生了“斩白帝子”和头上“常有云气”两个传奇事件,沛县的人听说后都觉得刘邦将来能成大事,纷纷前来投奔。由此可知,投奔刘邦的这些人并不是因没有土地耕种而生活不下去的农民,没有怀有反对地主阶级的目的。

 

3、很多农民参加“起义”,非是出于自愿,而是被乱局所裹胁

 

历代“起义”中,不乏因天灾人祸,导致饥民走投无路而冒险起事者,如王匡、王凤的绿林军。洪秀全起事成功的原因之一,也是广西大旱。但是随着“义军”规模的扩大,很多参与者就非主动,而是被裹胁了。李秀成供状中说:“凡是拜上帝之家,房屋俱要放火烧了。寒家无食,故而从他。乡下之人,不知远路,行百十里外,不悉回头,后又有追兵。”这就是最先被裹胁“起义”的一部分人。

 

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,曾出兵北伐。有史料说北伐军“沿路裹胁”、“到处裹胁, 愈聚愈多”。有“跟随官兵挑负行李, 到独流”后被北伐军裹胁去的;有在赶集时被裹胁去的;还有的在“城内看戏, 不料长发贼进城” 而被裹胁去。北伐军统帅李开芳在被俘后供称,“所到各处, 裹胁的乡民, 也有用银钱邀买跟随的, 亦有怕杀跟随的。”因为害怕被裹胁,以至于有些地方在北伐军到来之前竟“人民逃亡, 十室九空”。

 

有的人被太平军裹胁后,又想着如何去裹胁别人。以下这则史料如今看来,让人不寒而栗,“保安周生曾问数贼曰:‘尔在彼中掳来乎?投来乎?’曰‘掳来, 且焚抢殆尽’。复间曰:‘尔恨掳尔之人及害尔之人乎?’曰:‘恨’。‘然则何以今日亦行掳人害人之事。’数贼众一词曰:‘因自家焚掳一家, 己身复被掳, 每见完善之地人民, 以为我如是, 伊辈何独安处。愤慈不平, 必将其人掳来, 同我一样, 我心始快。’”

 

被裹胁去的人只好跟随太平军造反,“裹胁之人, 能写字者派司笔墨,呼以先生,不令出仗。老弱胆小者, 令扛抬物件, 烧火炊饭。”剩下的青壮年则发给长矛、刀剑,有太平军士兵在后面监督着上战场,谁要是退却,就会被当场斩杀。

 

对于太平天国裹胁百姓的事情,钱穆的论说非常精辟,“饥荒可以促动农民,却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,要临时组织农民,便常赖于宗教。为要在短期唱乱而临时兴起的宗教,决无好内容。这是农民革命自身一个致命伤。”“因中国疆域之广,饥荒灾歉,只能占大地之一角。而且饥荒有其自然限制,一两年后,情形即变。因一时一地的变乱而激动变乱,要想乘机扩大延长,势必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,裹胁良民,使他们无家可安,无产可依,只有追随着变乱的势力,这便是所谓‘流寇’。这一种变乱,骚扰区域愈大,虐杀愈烈,则裹胁愈多。这一种变乱,骚扰区域愈大,虐杀愈烈,则裹胁愈多。”

 

不难想象,在历代“起义”中都存在类似北伐军的这种做法。“起义军”到一个地方要补充兵员,自然会想办法让当地人从军造反。

 

表现太平军北伐的连环画

 

四、从结果看,“起义军”所过之处,农民并未获得什么好处

 

所谓“起义”,即仗义起兵,如果所行不义,那还是“起义”吗?在想象中,“起义军”所过之处一定是秋毫无犯,打破州城府县就要开仓放粮。事实与此截然相反,“起义军”到的地方少不了烧杀掳掠,以致生灵涂炭。20世纪上半叶,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李达即说,农民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是严重的,“黄巢杀人八百万,张献忠屠尽四川人。”1949年后的史书对此很少提及,理由是“这些内容都是封建文人出于阶级立场对农民起义的诬蔑诽谤;重述这些内容可能损害农民起义的形象。”

 

以唐末黄巢为例,他的队伍中病死、饿死、战死的总数在一百万以上。中原本来人口稠密,但到了黄巢败亡之时,已经纵横千里,渺无人烟了。在广州,仅仅是回教徒、基督徒被黄巢所杀的就有12万以上。长安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,曾被黄巢作为首都。当唐军反攻,黄巢狼狈撤离前,他下令放火,将长安烧成一片平地。从此长安再没有机会成为国都。

 

李自成大军以纪律严明著称,但其所过之处,“凡有身家, 莫不破碎;衣冠之族, 骚然不得安生, 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皆是”。如果说这还算是对所谓地主阶级的打击的话,那他在攻破偃师后的屠城,受害者就大都是普通老百姓了。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更为知名,如温江县“人类几灭”。

 

因为在古代史书中,各种民间起事都被记作“盗贼”。当1949年后树立“农民起义”至高无上的地位后,就将所有的“盗贼”一概理解为“起义”。其实这些盗贼中很多是在太平岁月聚众劫掠的大盗,破坏性极强,没有任何“起义”的纲领。

 

即使是真的“农民起义”,很多时候作用也是消极的。正如学者戎笙指出的那样,很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,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衰落的状态。有的农民战争之后,还出现了分裂割据,社会生产力遭到长期的破坏。至于中等规模的农民战争没有推动生产力的例子就更多了。所以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“真正动力”这种观点,不攻自破。

 

在“农民起义”是历史发展“动力”的说法过时后,“农民起义”的作用通常被解释为:迫使新统治者承认农民在动乱中获得的土地,并颁行轻徭薄赋的举措。事实上,在经过“起义”带来的大动乱后,国家要休养生息、恢复生产,只能采取上述政策。这与其说是对农民让步,不如说是新王朝建立者要巩固统治。

 

结语

 

虽然不排除历史上某些小的事件,系农民自发起来反抗暴政,可算作“农民起义”;但今人所熟知之历史上的大规模“农民战争”,确无一例,可算名副其实之“农民起义”。“民变”一词,显然要比“农民起义”更贴近历史事实。

 

黄巢大军攻入长安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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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资料: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钱穆《国史大纲》、唐元鹏《古代农民起义领袖职业调查》、孟祥才《重新审视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、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》、黄敏兰《究竟是谁否定了农民起义》、池子华等《北伐太平军“ 裹胁” 问题述论》、毕英春等《朱元璋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》、史式《对“黄巢起义”的再思考》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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